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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家、作家、画家高莽先生昨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1岁。高莽先生曾用笔名“乌兰汉”，“意喻红色的中国人”，后来随着对翻译这门职业理解加深，又将笔名改成“乌兰汗”，用汗水的“汗”字以表达做翻译要付出别人难以理解的辛劳汗水。1943年，高莽先生17岁时将一首屠格涅夫的译诗在报上发表，从此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苏俄文学翻译。他的主要译著有：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随笔集《阿佩莱斯线条》、自传体随笔《人与事》；阿赫玛托娃的诗集《安魂曲》、散文日记集《回忆与随笔》，及普希金、契诃夫、马雅可夫斯基、莱蒙托夫等俄罗斯经典作家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。 高莽先生曾在许多场合中讲述过自己的翻译历程和经验心得，下文是2014年先生接受采访时谈及翻译经验的摘选：

记者：就翻译来说，您的工作经历大致为中苏友协和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，您的口译和笔译水平得到公认。您是怎么爱上翻译的？ 高莽：一开始我很讨厌翻译，觉得伪满时期的翻译都是“狗腿子”，但自己又很喜欢俄罗斯文学，所以翻译了一些作品。后来我很幸运地遇到了戈宝权先生。 当了解我对翻译的看法后，他教育我说：“看你翻译的是什么东西，是给谁翻译”，从此我再不用“何焉”这个笔名，而开始用“乌兰汉”作笔名，前者暗喻自己不知为什么翻译，后者意喻“红色的中国人”，做一个有目的有理想的人。 翻译的年头越久，我越觉得，翻译不可随意，是“带着镣铐的舞蹈”，但翻译家要有独创精神，不仅需要精通两种文字，而且要了解两种文化的底蕴，翻译需要流血流汗，所费的精力绝不亚于原创，就又把笔名改成了“乌兰汗”。 高莽：不同时期，我对文学翻译有不同想法和爱好。早期，我喜欢翻译热爱祖国、歌颂劳动、献身为民的富有英雄色彩的作品，如剧本《保尔·柯察金》、小说《永不掉队》等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我开始独立思考，不再盲从。如我翻译过1946年联共(布)中央关于《星》和《列宁格勒》两家杂志的决议，是专门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报告，那时我没有读过阿赫玛托娃的作品，按决议精神认为她是“腐蚀青年的坏诗人”。后来我读了很多她的原作，认识到她是真正的诗人，她翻译的屈原的《离骚》和李清照的诗等更让我惊赞，记录她去监狱看望儿子的长诗《安魂曲》让我非常感动。 那些写生活苦难、回忆录等作品，我很喜欢，现在我翻译的作品、绘画都与这有关，我还出了一本名为《高贵的苦难》的书。 记者：在翻译方面您有什么心得吗？ 高莽：在翻译的道路上我走过不少弯路。延安来的女作家草明说我语言不纯，要多看些鲁迅、巴金、老舍等作家的作品，当时我不理解。后来话剧《保尔·柯察金》在哈尔滨演出非常受欢迎，但在北京演出时，我听到台下的观众总是在窃窃私语或低声发笑，一问才知，因为剧本里的东北方言太多了，比如“有钱”被译成“趁钱”，大家都在说“保尔不可能说东北话”。这件事让我深受触动，我认识到，文学作品翻译不仅要会说会写，更要用中国的艺术语言来表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