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英年访谈 | Интервью с Лань Иннянем

著名苏俄文学翻译家，主要译著有《日瓦戈医生》（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）、《捍卫记忆：利季娅作品选》（Чуковская Лидия Корнеевна）、《鲁普林中短篇小说选》（Алексаандр Иваанович Куприн）、《回忆果戈里》（ Гоголь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）等。除了翻译工作之外，蓝英年还对苏联历史颇有研究，出版过一些列追溯苏联历史真相的文章。2011年蓝英年接受《晶报》记者采访，在采访中谈了对历史应有的反思态度，对年轻译者的建议。

晶报：苏联对于我们已经是过去，有一种观念是，越少谈论过去越好，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 蓝英年：现在谈不谈苏联，也许有不同的看法，我则认为要谈，而且非谈不可。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超过任何国家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中国提出过一个口号：“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”。中国的国策是“一边倒”，一切照搬苏联。就拿文化来说，苏联有文化部，我们也有。苏联有官办的创作团体，我们也建立各个创作团体。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我们也跟着奉行。到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提出作家要“干预生活”，我们有些作家也跟着干预，这回坏事了，干预出了问题，纷纷被划为右派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苏联的作品洪水般涌向中国，不管好的坏的，只要是苏联的，就翻译出版。连诬蔑中国、为沙俄侵略中国叫好的坏书《旅顺口》也翻译成中文了，因为该书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。《旅顺口》是本坏书不是我说的，而是1950年周恩来赴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路上说的。现在俄国人反思自己的过去，原来一切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美好，相反，很多地方很坏，相当坏。老大哥都反思了，难道我们不应反思苏联对中国的影响？我们在很多方面可都是照搬苏联的呀。我们要“以苏（俄）为鉴”。 晶报：您在翻译中有没有遇到过难题，如何解决呢？ 蓝英年：我与魏东确定篇目后，自知一个人无法承担，便邀请华东师大徐振亚教授合译，振亚兄慨然允诺。振亚兄是资深翻译家，与他结盟使我勇气倍增，便动手翻译起来。 翻译是件苦差事，凡认真翻译过书的人都知道翻译的艰辛。没有翻译过书的外行往往认为翻译不过是“对字”，有本字典就行了。对这种人我无话可说。还有些人把翻译当成赚钱的工具。他们多少懂点外文，桌上摆着同一本书的几种译文，东抄一句，西抄一段，一本书很快就炮制出来。但翻译并非生财之道，稿酬这么低，何苦如此呢？有些年轻的翻译，不能说他们不认真，只能说太性急了。只重翻译实践，忘记了翻译以外的修养，比如中外文修养。一天翻译出几千甚至上万字，可谓神速。却不知道在外文和中文方面充实自己。对中国语法修辞一窍不通，也不愿学习，看不出病句或词的搭配不当。 我奉劝年轻的译者，一定要扩大外文词汇量。每天要背几个生词，积少成多。词汇量大，读原文的时候，便能理解这一段大致说的是什么。然后再仔细琢磨句子，思考如何表达。中文修养比外文水平更重要。包括经史、古文、诗词和散曲等，这是中华文化的精华。要多读，直到化为自己的血肉，下笔才能简洁精炼。语法修辞也同样重要。我们平日说话，在特定的语境中，对方可以理解。但变成文字就不同了，会出现病句、词与词搭配不当。写作必须要有语法修辞知识，平时看看《咬文嚼字》也好。我谈到当前翻译的状况，批评别人，决非认为自己翻译得好。我曾努力过，但仍翻译不好，甚至觉得永远也翻译不好。我已到“随心所欲，不逾矩”的年龄，所做的仍是充实自己，尽量翻译得流畅一点，错误少一点，可惜光阴流逝，已经没有时间补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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